提要:企業利益(保就業)和職工利益(增收入)之間存在“蹺蹺板”效應,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達到這個平衡點最好的辦法就是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尤其是降低過高的社保繳費比例。

　　今年8月,在上海工作的小董原本十分高興,因為公司將她的薪水從之前的2500元加到了3500元,然而拿到工資條的時候,小董卻愣了一下,因為雖然“稅前工資”一欄寫著“3500元”,但后面各項社保金的扣費卻和往常一樣,還是以2500元為基數進行扣除。小董一問財務才知道,原來這是公司“慣例”,社保繳費基數不會隨著工資增長而同步增長,只是停留在“比國家規定的最低繳費標準稍高一點”的水平。財務還給小董做了“思想工作”:“其實社保多繳點繳交點差不了多少。但是少了這1000元基數,公司總共節省了620元開支,可以更多地把錢加到你的到手工資上,反過來說,少了這1000元基數,你這邊能拿到手的工資也增加了180元。”小董一聽覺得在理,也就沒說什么了。

　　我國民眾社保稅負明顯過高

　　其實小董所遭遇的情況在國內民營企業中十分常見。企業不愿提高員工社保繳費基數,而員工對此也沒太大意見,關鍵原因在于無論是企業還是員工,都覺得眼下的社保繳費比例太高了。

　　在通脹肆虐以及貧富差距日漸拉大的當下,社保繳費比例過高幾乎已經成了全社會的共識。近來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收入分配,'蹺蹺板’如何平衡?》一文中再次呼吁國家降低企業和職工的社保資金繳納比例。

　　白重恩指出,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相當于稅前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而如果再加上公積金繳費,則總額可能超過60%,如上海的五險一金總繳費比例相當于工資的62%。

　　我們以一個在上海工作的稅前工資和社保繳費基數均為4000元的工人為例,這邊廂,公司為其支付的實際工資總額高達5760元,那邊廂,他到手的工資卻只有3177元。中間“流失”掉的2583元中,僅有103元是個稅,其他2480元均為社保繳費。顯然,對于中低收入民眾來說,社保費對其收入增長的抑制作用遠遠超過了個稅。如果想要切實降低中低收入民眾的稅負,縮小貧富差距,降低社保繳費比例的實際效果遠遠高于提高個稅起征點。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社保費用一直是以稅收(社保稅)的名義進行征收的。這是由于給每一個公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是政府的責任,而政府向民眾籌集資金用于社會保障本身也具有強制性,帶有明顯的稅收特點,這也是我國目前有不少人呼吁推進社保“費改稅”改革的原因所在。而白重恩教授的研究還指出,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地區)的4.6倍。可雖然我國社保繳費比例數倍于上述發達國家和地區,但老百姓實際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圍卻相差甚遠。“高繳費,低保障”成了老百姓對當前社保體制最大的不滿所在。

　　提高勞動者收入已成社會共識

　　換個角度看,當前的社保繳費比例過高,不但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也不利于擴大就業;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指出,從絕對數看,近些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還是明顯的,但從相對數看,在社會財富這塊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額是減少的。目前,工資收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它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這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和內需的不振。因此,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在當下不僅是合情合理,更是必須的。

　　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也顯示,2009年,中國貧富收入差別達到將近1∶13。在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中國2009年的基尼系數高達0.47,在所公布的135個國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水平,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林毅夫也表示,盡管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且潛質巨大,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貧富差距仍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問題。在中國眾多的不平衡當中,最關鍵的不平衡首先是收入的不平衡。

　　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年以來,提高勞動者收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成了最熱門的民生話題。在全國,今年已有20多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而隨著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在各地逐步推開,新一輪“漲薪”熱潮涌動,多年來增長緩慢的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報酬開始有了明顯增長。

　　降低社保比例有利收入分配改革

　　然而,工資成本的快速上漲也使那些利潤空間狹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承受著巨大的經營壓力。浙江、廣東許多中小企業主均表示,企業發展離不開職工的努力和奉獻,企業效益增加了,給職工漲工資是應該的。但是,很多中小企業沒有核心技術,生產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產品,市場競爭激烈,利潤空間很小。直到現在,全球金融危機對許多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的負面影響依然沒有消除,更何況美國發布的最新經濟數據顯示,美國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正在加大,因此對許多國內中小企業來說,企業維持生存尚且困難,再給工人漲工資確實是力不從心。

　　顯然,目前正在醞釀中的收入分配改革計劃在具體層面上仍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工人收入偏低,增加他們的收入已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要求企業漲工資又會加大企業用工成本,影響企業的競爭力。而一旦企業經營發展不好,職工增加收入就成了無源之水,不僅難以持續,甚至保“飯碗”都會成問題。

　　也就是說,在稅收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單靠給職工漲工資,難以改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反而可能減慢就業的增加速度,并拉大就業人群與失業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企業利益(保就業)和職工利益(增收入)之間會存在“蹺蹺板”效應。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而在白重恩看來,達到這個平衡點最好的辦法就是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尤其是降低社保繳費比例。

　　白重恩說,目前老百姓繳納的“五險一金”中,只有住房公積金在買房的時候可以拿出來花花,其他五金平時都無法變成可支配收入。所以政府應當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降低企業和職工繳納比例,企業省下來的錢就可用于給職工漲工資,職工省下來的錢就變成了可支配收入。這樣雙管齊下,勞動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會比較明顯。

　　化費為薪 為企業減壓解困

　　從微觀上看,現在不少企業缺乏漲薪積極性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加薪的附加社保成本太高。如果社保繳費基數與工資同步增長的話,則每增加員工1.32元的可支配收入,就要另外增加1元的社保費。因此社保繳費比例與工資同步增長的情況往往出現在大型國有企業,增加社保繳費基數甚至為員工繳納額外的補充養老金和公積金,成為企業給員工提供的額外福利;而在民營企業,老板為員工每多付出一分錢,就意味著自己的利潤少了一分錢,加薪自然要加在刀刃上,社保繳費這種自己付了錢員工也不見得能得到多少實惠的支出顯然是老板們最不愿意買單的。因此才出現了上文中小董這樣的只加薪水不加社保繳費的情況。

　　不過小董的情況還算好的,由于企業的社保負擔太重,反過來會導致有些企業會千方百計規避正式勞動合同,千方百計逃避給員工繳哪怕是最低標準的社保。如此一來,社保繳納額度高,原本是為了保障員工的福利,到頭來反而成為損害員工福利的工具。很多員工不僅沒有得到社保待遇,反而不斷地被企業“臨時工”著,拿著最低的臨時工工資,絲毫社會保障都拿不到。

　　這些現實情況都說明,企業主受到的稅收、社保以及市場競爭的壓力大于員工漲薪的壓力。而要為企業減壓解困,除了減稅,最好的辦法就是降低社保繳費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