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言安

　　無權的工會主席

　　方俊期待自己工會主席的身份能多一些獨立性。

　　“最近，我們正與老板就提高工人工資進行集體協商，但是困難重重，老板對我越來越不滿意，多次公開批評我，我擔心有一天步唐曉冬的后塵。”身為北京市朝陽區一家小型韓資企業的工會主席，方俊自任職以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唐曉冬是北京市一家中日合資企業北京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的前工會主席，4年前因堅持為工人維權而被公司開除，唐曉冬將該公司告上法庭，最后敗訴。

　　事后，該公司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明確表示 “得到了北京市總工會的支持”。

　　方俊透露，他已經收到了來自公司高層的善意警告，希望他考慮一下將來的發展。

　　方俊所說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北京市總工會日前正在全力推進的一項工作，為推動這項工作，北京市總工會專門組織了由127人組成的全市首支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隊伍，參與全市區域性、行業性及重點企業的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目的是“提高工會方談判能力，規范工資集體協商程序”。

　　“我們的工人工資在同行業中明顯偏低，為此，在北京市總工會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以來，公司的工人希望能借工會的平臺與企業老板對話，改善目前的狀態。”方俊向本報記者說。

　　方俊坦陳，此前公司是在區總工會的要求下組建工會的。“是兩年前的事，由于我在公司資歷比較老，人緣也不錯，老板提議由我來干。”

　　“我后來發現做的事情與工會法中明確的工會性質和職能相差甚遠。我們的具體工作內容除了收會費、發降溫費與烤火費以及員工生日金之外，就是整理一些文字資料，有時候為了業績體面，這些文字材料會做得很漂亮。”方俊說，除了這些，自己基本上沒有任何其他權力。

　　當上了工會主席之后，方俊獲得了加薪。“當時還挺開心的，心想這也是對自己新的工作職責的肯定，后來才知道，老板多給我們的錢不是白拿的，需要替老板說話。”讓方俊感到不舒服的是，有一回上級工會領導來公司考察工會維權工作，在上級工會領導到來之前，老板就明確提醒他關于工人待遇問題，一定要回答“還可以”。

　　“據我了解，我們的待遇在同類企業里明顯偏低，而且還有超時加班的問題，但老板的意思很明確，除非我不想干了。”這是方俊第一次說違心的話。

　　“在日后的多次與上級工會接觸中，我這個無權的工會主席，都會按照老板的要求去說話，沒辦法，拿人家的錢呢。”方俊說。

　　薪資獨立

　　今年7月底，北京市總工會向社會招聘1000多名專職工會干部。這是北京市總工會進行工會改革的第一步。

　　除招聘專職工會干部外，北京市總工會正在組織和推動的基層工會方面的改革,還包括直選基層工會主席和經濟獨立等。

　　“為此，我們市總工會已經醞釀了兩年。”北京市總工會組織部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

　　據北京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在2009年，北京初步建立市、區、街鄉三級工會，包括市、區縣、街鄉(園區)工會服務中心(站)553個，街道、鄉鎮、園區建立工會服務站314個。

　　今年開始，由各區縣工會負責，在街鄉級工會陸續啟動基層工會專職社會工作者公開招聘，經筆試面試等各個關卡后，到目前1013名專職工會工作者被錄用，其中不少擁有基層勞動仲裁、維權或者社工工作經驗。

　　在這些人中，最后有十余人被選任擔當街道轄區內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的專職工會主席。除街道一級基層工會主席的產生增加民主程序外，在企業一級，也在嘗試推進民主選舉，即由上級工會安排工會干部派駐企業指導監督，確保通過選舉產生工會主席。

　　這些專職工會主席上任后開始吸納區域內各類靈活就業人員、自由職業者加入聯合工會，目前開展的工作包括困難職工幫扶、協助會員進行集體合同簽訂、勞動糾紛協調等等。

　　除了公開招聘專職工會干部之外，最被外界關注的則是，有望把基層工會專職工作人員與主席的工資，盡可能與轄區企業或企業聯合會脫鉤，實現經費獨立，北京基層工會主席今后有望實現工資由上級工會負擔，“經濟命脈”與企業脫離，被稱作“薪資獨立運動”。

　　這意味著，北京將首次出現“身份獨立”的基層工會主席。此外，北京市總工會還將醞釀基層工會主席直選、外派等方式，加強基層工會獨立履行職責的能力。

　　長期以來，由于基層企業工會的弱勢運行，企業職工都不愿意繳納會費。上級工會收納會費時，地稅系統一般會直接從企業的稅收中把會費劃走，這就造成了由企業，而非職工全面負擔工會會費的事實。

　　“這也就意味著，最終還是由企業擔負起了工會運行的資金需求，直接導致了工會系統與企業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勞資關系，于是也就出現了工會主席不為工人只為老板說話的尷尬狀態。”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分析說。

　　經濟獨立，錢從何而來?這也是基層工會主席和勞動人事研究者最為關心的問題，北京市總工會組織部的上述負責人表示：“具體改革細則還在制定當中。”

　　據了解，北京的試點辦法是對這些人員的工資進行補貼，分級負擔基層工會人員工資，比如對于專職工會主席，其工資由北京市政府投入三分之一，區政府投入三分之二。

　　目前已由北京市、區兩級工會共同增加對街道總工會、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工作人員的工資投入，今年，市總工會對工會中大學生助理員每人每月補貼1400元，普通助理員補貼700元。

　　對于直選基層工會主席的具體方案，北京市朝陽區總工會組織部的一位負責人坦陳：“比較復雜，具體還得等上級工會制定出明確的方案來。”

　　這位負責人認為，已經由市總工會組織招聘來的專職工會干部應該是將來基層工會主席的主要力量，而現在北京市上萬個街道、企事業單位基本上都已經設置了基層工會主席崗位，將來的直選是將現有的工會主席直接換掉之后再空降，還是重新從企業工人中選擇，都需要在細則中明確。

　　“但是推動基層工會主席身份獨立是發展的趨勢，我認為這也是工會職能的回歸。”上述北京市總工會組織部的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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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歸位之困

　　通過改革之后，基層工會的職能有望歸位嗎?這是方俊這樣的基層工會主席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上述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的研究者認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工會一直是企業的一個附屬機構，它的職責不是為工人維權，而僅是表明領導“有民主”的點綴物。工會主席是夾在企業和工人間的尷尬人物，當工人要求工會主席出面維權時，領導便懷疑工會主席是否參與搗亂;當企業利益需要工會主席出面協調時，工會主席便成了“工賊”。

　　方俊覺得自己目前就是這樣一個角色。別說為工人維權，連自己的權都維不了。”方俊感慨。

　　這種情形并非個案，湖北省總工會組織部副部長鄭明華坦陳目前該省只有10多家企業的工會主席，其工資由上級工會負責。河南林州市總工會法律維權中心主任李明書說，在整個林州市，工會主席的工資都由企業負責。

　　另外專職的工會干部很少，無法開展工作。“非公企業的工會主席，由于飯碗掌握在企業老板手中，不能真正發揮維權的作用。”鄭明華說。

　　也有一些工會負責人擔憂，選派到一些企業擔任工會主席的幾個人，由于能力各方面出眾，被老板拉到自己身邊，安置了其他的職位，為自己辦事，由此，工會主席的角色變得模糊不清。

　　“以北京為例，即使真的做到基層工會主席由上級工會發放工資，一個月1000多塊錢的補貼，沒有任何吸引力。”方俊承認，他現在的收入“肯定超過這個數”。

　　有些企業的工會主席，享受的是副總經理甚至總經理級別的待遇，各種收入加起來非常可觀，相比較而言，肯定不愿意去拿上級工會給的待遇而愿意享受企業給的待遇。

　　即使現在招聘來的專職工會干部，也對當前的收入水平不滿意，“我也不知道這個崗位我能干多久，剛剛畢業，就業形勢嚴峻，我才選擇了這次應聘考試。”周小云(化名)是這次北京市總工會公開招聘的1000多名專職工會干部之一，她現在已經被派到朝陽區一家街道工會上班。她坦言希望收入水平能再提高一點。

　　經濟獨立對上級工會將來也是一次重大考驗，“法律規定，超過200人的企事業單位就可設立專職工會主席，北京現在有基層工會11000多家，也就意味著有10000多名工會主席還有專職的工會干部，如此數量上級工會的現有財力能否承擔，而這筆巨大的財力是僅靠統籌的工會經費，還是依賴財政的支持，這些目前都還不得而知。”上述人大勞動人事學院的研究者說。

　　朝陽區總工會組織部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擔心：“收入可不簡單地等同于工資，如果僅是工資被上級工會接管，如果工資以外的福利仍由所在企業補齊，這種經濟獨立是否就流于形式?”

　　方俊認為，即使是外派的工會主席，能否保持工作職能獨立性也很難控制，因為即使工資與所在企業劃清界限，工會主席大多也是會被管理層“禮遇有加”的，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這都會影響工會主席的傾向性和判斷力。

　　工會研究學者金海燕認為，要確保工會成為職工利益的代表，僅把工會主席的工資由企業負擔改為上級工會負擔，只是工會實質性改革的第一步，更關鍵的還在于，企業工會的工作，更要真正置身于全體工會會員和職工的有效監督之下，實現基層工會主席和工會工作人員由工會會員或職工直接選舉，并由法律保護會員職工選舉的工會工作人員依法在企業開展工作的權利。

　　“到那時，工會就能既不受企業老板經濟利益的制約，又必須在工會會員和職工的監督下成為職工利益代表者，才能成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一支巨大力量。”金海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