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僅適用于少部分勞動者，大部分企業的工資應該高于最低工資標準，但即便是7月份之后國內多個城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我國的最低工資線距離1638.75元的標準，還有很大的距離

　　本來最低工資標準僅適用于少部分勞動者，大部分企業的工資應該高于這個標準，但最低工資實際上成為很多企業的標準工資。底線往往成了被踩線

　　深圳“富士康跳樓事件”和“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之后，“漲工資”成了輿論關注度最高的話題之一。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士達成的一個基本共識是，長期以來，依靠低薪來獲取發展的經濟模式，實際上是拿走了工人的一部分必要勞動，而不僅僅是剩余勞動。從市場供求關系來看，這是一種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必然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滿足必要的再生勞動條件，既要提高工資，又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但首要的仍然是提高工資。”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如是說。

　　最低工資有多低

　　什么是必要的再生勞動條件?

　　用王則楚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正常的勞動者賺的錢可以維持他和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能夠繼續維持生活的必要工資。

　　中國勞工研究中心是設在香港的一家勞工NGO。該組織正在參與發起的一項活動——亞洲基本工資運動——闡釋了同樣的概念。該機構工作人員華海峰告訴《中國財富》記者，工資應該能讓勞動者維持一個像樣的和有尊嚴的生活。設立最低工資，就是要表明，并非所有的勞動和生活條件都要通過談判或維權來得到，基本的勞動和生活條件本應予以保障。

　　該機構提供的一份報告中，亞洲基本工資的計算基礎是：每個掙工資的人一周工作48個小時，所賺來的錢能滿足四口之家(兩個成人和兩個小孩)的生活，包含飲食和非飲食支出，兩者各占總工資的一半。食物的花費是根據每個成年人每天需攝取3000大卡的標準來計算的;非飲食支出則涵蓋醫療保健、住房、衣物、養育子女、交通、燃料費、教育費用等，一樣是依每個成年人每日基本所需的標準來計算。

　　經過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公式計算，亞洲基本工資被設定為每月475美元。此數字接近許多國家定義的生活薪資水平。

　　再經過進一步的推算，亞洲基本工資折合人民幣為每月1638.75元。那意味著，中國的平均最低工資標準至少應是1638.75元。

　　但考慮到中國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不同城市工人的生活成本差距明顯。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分析說，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工人，至少要拿到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才可以保證他的基本生存所需，維持一種有尊嚴的生活。

　　“向下競爭”的現實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標準主要采取比重法、必需品法等方法計算得來。雖然計算方法不盡相同，但大多數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40%~60%。

　　2003年12月30日，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出臺的《最低工資規定》明確最低工資標準有三種計算方法：一是比重法，即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為貧困戶，統計出貧困戶的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業者的贍養系數，再加上一個調整數。二是恩格爾系數法。三是國際上通行的方法，即以月平均工資的40%~60%來計算。然而，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采取的是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鮮少按照月平均工資的40%~60%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

　　本來，最低工資標準僅適用于少部分勞動者，大部分企業的工資應該高于最低工資標準，但事實上最低工資成為了很多企業的標準工資。即便是7月份之后國內多個城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但平均來看，我國的最低工資線距離1638.75元的標準，還有很大的距離。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最近十多年里，衡量外來工與本地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差距的重要參數——最低工資標準與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比率，一直呈持續下降態勢。例如，“長三角”的上海從1993年的44.59%下降到2008年的29.16%。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廣州從1994年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2004年為17.53%)，深圳從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27.61%，東莞從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調查還發現，有大約25%的外來工工資低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外來工工資呈現“向下競爭”的嚴酷現實。

　　很多企業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工資，外來工為了增加收入只能選擇大量超時加班，形成了勞動者主動愿意加班的現象。“珠三角”的實際狀況是，工人們加班呈常態化，每天工作10~12小時，每周工作66小時，每個月加班近120小時。推算下來，他們一年的工作時間相當于一般公務員法定工作時間的2倍，外來工一年要干公務員兩年的活兒。即使加班，大多數的外來工只能精打細算、節儉度日。

　　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翟玉娟教授認為，雖然目前《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設專章規定了最低工資制度，但條文內容過于簡單，存在標準確定不合理、制定程序不公開、缺乏公眾參與等問題。為促進最低工資標準的科學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應通過立法形式對制定的標準、程序等問題予以明確規定。她建議對最低工資制度進行專門立法或修訂現有立法。

　　“深圳沒有愛情”

　　2009年，物價重回通脹軌道。時至今日，深圳已經見不到零售價2元錢以下的蔬菜。生活成本的提高對于外來工來說，即意味著生活水平的下降。由資方低價提供的住宿，以及伙食費、水電費，皆水漲船高，正在抵消著漲薪的正效應。

　　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與深圳市總工會今年開展的“新生代外來工”調查結果顯示，總體上，“珠三角”外來工處于“溫飽層次”的生活水平、“將就式”的生活方式。很多外來工往往在結婚、生育后感覺到生活狀況急劇惡化，根本原因就是沒錢教育子女、養育老人，更積攢不下錢買房子、創業。

　　過低的工資，派生出深圳一系列社會問題。

　　混合性、生存式的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模式，使得外來工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與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長期出外打工，影響了婚姻生活的穩定，有19.3%的已婚人員因打工造成了對婚姻的不利影響。已婚有孩子的家庭中，69.9%的孩子不能隨父母一起生活，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兒童。

　　物質生活的貧乏迫使外來工，特別是新生代外來工不敢奢望愛情，價值觀更加現實。他們認為有錢比婚姻更重要，有地位比愛情更重要。

　　深圳小小鳥打工熱線的工作人員劉超通過社會調查發現，深圳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未婚媽媽群體。

　　近三十年來，深圳外來工的平均年齡大多在23~25歲之間，而打工妹則集中在17~22歲。外出打工不僅是她們的生活驛站，還是她們的戀愛季節。這是一個極為矛盾的現實——生活驛站決定了她們生活的不確定性，而生理上卻又到了渴求戀愛和婚姻的時候。生產線上晝夜緊張的勞作，封閉的工廠生活，令她們的戀愛和通婚圈十分狹窄。

　　幾年前，一位打工妹曾經向深圳電臺的晚間情感節目主持人訴苦，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工廠里談戀愛很多沒有結果。大家出門在外，男孩子想找個女孩來陪陪，打發點時間，女孩子則覺得找個男朋友可以相互照應。但他們的感情經不起現實的考驗，有的換了工廠就分手，有的則外出租房同居。

　　傳統觀念與現實困境的夾擊之下，青春期的外來工們釀出了一段段令人欷歔的悲歡故事。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的作者房憶雪，回憶起了一件她身邊發生的事。

　　一個打工妹，才15歲，與工廠里的另一個工人戀愛了，當她懷了六個月的身孕后，那個30多歲的男人已經悄悄走人了。于是，她挺著大肚子，在車間一個個扯著別人的衣服問：“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

　　當然，并非打工的男人都沒有責任感，但身處異鄉、漂泊無定的生存狀態下，不負責任的男人比比皆是。于是，打工妹們相互流傳著一句話：“深圳沒有愛情。”

　　可悲的是，那個女孩甚至都沒有哭，生下孩子后，被廠里的老板娘賣給了別人，老板娘給了她3000元錢。3000元可是幾個月的工資呢。于是，她拿著錢，高高興興地和別人吃飯去了。

　　“更重視現實利益，而缺乏精神高度”，是新生代外來工表現出的價值觀特征。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說：“現在企業支付工資只是讓一個員工生存下去，不考慮他們融入社會的需要，不考慮他們自我成長的需要。特別是發達地區，廣州、深圳，外來工的必要勞動再生條件是不夠的。”

　　當然，愛情，只能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