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記者節與護士節、教師節一樣，是我國僅有的三個行業性節日之一。其實記者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么風光的。

　　11月4日，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表示，新聞記者正面臨復雜的職業生態環境。中國記協黨組書記翟惠生也坦言，記者維權仍有一定難度。下面案例中這些記者的遭遇并非普遍的業態現象，但多少也反映出部分一線新聞工作者的所面臨的工作障礙和艱辛。這些看起來不那么和諧的風波，值得深思、值得警惕。

　　侵權案例

　　莫名的罪名

　　有些采訪，特別是一些重大突發事件的采訪中，或者被禮貌擋駕、或者被敷衍搪塞、或者被“調虎離山”，甚至干脆被扣留，比如在伊春。采訪變成了一種貓鼠游戲，而對待事實真相的態度，在某些部門、某些人心中也越來越模糊。

　　2010年9月24日伊春空難發生后，各地記者陸續抵達伊春。然而，記者們發現，與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災害等重大災難報道不同，在伊春采訪“很不容易”，甚至會被扣留。

　　《華商晨報》記者王瞬天第一個被當地警方扣留。9月28日上午10時，他在當地殯儀館附近尋找采訪對象，約30分鐘后，警方在殯儀館周邊拉起警戒線，他見狀退出線外。就在此時，兩三名警察涌上來，將他“反扣雙臂，按著脖子，塞進警車”。“他們問我是不是記者，我說是。”王瞬天在警車上詢問被扣留原因，對方稱：“抓的就是記者。”除了王瞬天，被扣留的還有《法制晚報》、《第一財經周刊》的另外3名記者。

　　羊城晚報記者聯系上王瞬天，對于當時的情況，他不愿意多提，只是表示后來警方向被扣的記者集體道了歉。

　　這個道歉來得不容易。《南方日報》特派伊春記者楊大正回憶了事件的始末。

　　“伊春墜機事件的新聞發布渠道有兩個，民航總局和伊春市政府。我們去采訪，這兩個機構就‘踢皮球’。”楊大正回憶，當地警察不讓記者接近事故現場、醫院、殯儀館和家屬所住的賓館。空難事故發生后，當地宣傳部門曾開過一次新聞通氣會。然而，這個會不僅草草收場，而且發布的內容都是已被媒體報道過的信息。

　　9月28日上午，國務院事故調查組成立后召開第一次會議，與此同時，伊春市政府允許遇難者家屬到殯儀館辨認遇難人員遺體，還安排遇難者家屬到墜機現場祭奠。記者們兵分三路，分別到會場、機場和殯儀館采訪。正趕往機場的楊大正忽然被告知“有4個記者被抓了”，“我當時就納悶了，宣傳部剛讓媒體采訪，怎么又抓人了?”記者們當即決定：“中斷采訪，先‘撈’人”。楊大正來到當地宣傳部門的駐地惠群賓館時，很多記者已經在交涉，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協商，4名記者才回到惠群賓館。傍晚6時30分許，伊春市有關領導就此事道歉。針對記者被扣留一事，伊春市市委宣傳部部長華景偉說是一場誤會。隨后，伊春市公安局伊春區分局副局長崔華向在場十余家媒體記者道歉：“我以我個人的名義，向在這次事件中受委屈的記者表示歉意。我是刑警出身，是個粗人，希望文化素質較高的記者們能夠理解。”

　　莫名的罪名

　　常常看到這樣的新聞：一些守法公民的身份證遺失后被犯罪分子用于作案，而被通緝的卻是丟了身份證的人。這樣的誤會，情有可原，錯也不全在公安機關。但記者仇子明顯然不屬于這類倒霉蛋，他被無端通緝的原因，要復雜得多。

　　今年7月27日，《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發現自己在網上被通緝了，通緝他的是麗水遂昌縣公安局，罪名為“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他成了“刑拘的在逃人員”。向領導求援后，他對妻子和父母匆忙交代和安排后，關掉手機，只身隱沒于茫茫的城市夜幕中，“潛伏”起來……

　　仇子明“獲罪”源于他對上市公司凱恩集團的報道。經過數次直接采訪，他發表了《凱恩股份偷天換日謎團》、《凱恩股份再調查：被隱瞞的關聯交易》兩篇文章。

　　凱恩集團實際控制人王白浪多次打電話給仇子明，要求針對這些文章進行溝通，之后又通過中間人暗示可否通過私下交易，不再后續報道。但經濟觀察報社拒絕了這個建議。

　　7月27日晚，微博上，一位叫冒安林的網友率先發布了一條消息：記者仇子明因報道被定罪，遭全國通緝!這條消息瞬間激起千層浪，在網上被大量轉載、評論，輿論一片嘩然。全國各大報紙、網絡、電視臺等媒體對此都高度關注。7月28日下午，經濟觀察網刊發的《經濟觀察報嚴正聲明》證明了消息的準確性。

　　7月29日早晨，更多報道和評論見諸媒體。上午10點30分，麗水市公安局電話告知經濟觀察報，對仇子明的網上通緝已經撤銷。下午4時，該報社收到麗水市公安局傳真的正式新聞通稿。稿中稱：“經調查核實，遂昌縣公安局日前對記者仇子明因‘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采取刑事拘留的決定不符合法定條件，責令遂昌縣公安局立即撤銷對仇子明的刑事拘留決定，并向其本人賠禮道歉。”

　　接到領導的電子郵件之后，仇子明這才結束了“潛伏”生活。

　　從業心聲

　　只要方向清晰，黑暗可化暖意

　　11月5日，仇子明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采訪結束時，他特別提到初入行時寫的一首詩———《我是一個新聞的孩子》，其中一句是：“當方向在我心中越來越清晰/黑暗也可能/化為生命中的一絲暖意”。

　　羊城晚報：以你的經歷來看，你認為記者可能面臨的危險來自哪些方面?

　　仇子明：來自主客觀兩方面。主觀方面，媒體人自身的能力和操守本身就有危險。先說能力，媒體人畢竟是一個社會人，在一線跑的記者又大多數是年輕人，個人的閱歷、見識、經驗是有限的，常常出于主觀的判斷、聽信單面之詞，對采訪內容或對象有潛意識的先入意見，然后帶著主觀預設去調查、采訪，極有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再說操守，意志力不堅定的媒體人，有可能在金錢面前喪失操守，比如收受“封口費”或“槍手費”。

　　客觀原因包括：當事人的威逼利誘、打擊報復，尤其是“秋后算賬”;公權力的威脅。有些知名企業和企業家，都是社會能量很大的人，在公權力領域也有人脈，并不奇怪。

　　羊城晚報：除了“潛伏”，記者還能怎么保護自己?

　　仇子明：第一，謀定而后動。在采訪前，做好大量的準備工作，保證自己在操作的是一個真正的新聞選題。第二，每一步都和編輯、領導匯報，記者不過是一個選題執行者，不要一個人戰斗，優秀的新聞作品要靠集體創作。第三，潔身自愛，尤其是對不義之財，要有抵抗力;此外，法律知識懂得越多，就越能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