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媒體人頭頂著無冕之王的光環，站在信息的風口浪尖之上，洞察著世變風云，傳播著時事民風。

　　身為媒體人，責無旁貸地關注著社會，卻很少關注自身。然而，當卸下無冕之王這個光環時，才驀然發現，原來最容易易被媒體人忘記的，竟是媒體人自己。

　　媒體人畢竟也是一個普通人。當他們日以繼夜地忙碌在新聞現場時，經常面對讓自己備感壓抑之事而無可奈何之時………媒體人或者未曾關注過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但相關調查顯示，媒體界屬于亞健康高發行業。

　　在中國第11個記者節來臨之際，《法治周末》發起媒體人身心健康調查，結果顯示，超九成的受訪者表示對目前的工作感到壓力大大，近八成受訪者長期處于焦慮狀態。媒體人的身心健康問題日益凸顯，不容忽視。

　　白發、胃病、頸椎病、失眠、焦慮甚至抑郁。

　　青春、理想、較真兒、激情、理性乃至成熟。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心狀態，然而這正是當下越來越多的記者所經歷的矛盾而又統一的現實人生。

　　對于記者，你可能尊敬，也可能羨慕，可能防范，也可能唾罵，但你可能從未真實地親近過這個群體，分享他們的歡笑與淚水、亢奮與消沉、光鮮與尷尬……

　　今年是記者丁巖(化名)職業生涯的第15個年頭，在2010年11月8日中國第11個記者節來臨前夕，他卻離開了自己供職多年的某知名媒體。經歷了太多的壓力、是非與身心疲憊，他想尋求一個嶄新的開始。

　　丁巖1995年踏入新聞行業。1996年起，媒體市場化步入快車道。15年來，丁巖目睹了媒體市場的崛起，目睹了媒體同行的生存狀態。

　　一日，丁巖在“開心網”上看到一個記者感嘆“再也不想寫稿子了”。這讓他非常感慨，于是他想用自己的文字把從業多年的親身感受、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為了……”丁巖一時語塞，“也許是為了告訴后來者，記者究竟是什么吧……”

　　記者是一碗青春飯

　　從事記者職業15年，與許多同行一樣，丁巖的身體并不太好，由于用電腦太多，他的視力大大下降，此外，腰椎和胃都不好。

　　他還感到自己產生了一些心理問題：“寫起稿來就茶飯不思、上火、焦慮，很容易陷入一種極端自我的小環境中。同時，接觸太多陰暗面，總是處于一種絕望和憂患的狀態，把一件小事也考慮得很嚴重。”他甚至舉不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因為這種狀態“已經細化到每個生活細節里面去了”。

　　丁巖的同事任浩(化名)，每天一躺下就失眠。“但是他又習慣了這種‘宅’的生活狀態，我們搞活動他也不愿意出來。”丁巖搖搖頭。

　　《鳳凰周刊》記者鄧飛在新聞圈內是個“小靈通”，很多時候他能第一時間獲知信息。能夠做到這樣，每天除了吃飯、睡覺、采訪，他剩余的時間都在網上。

　　長此以往，代價就是頸椎不太好。上周，鄧飛感覺眼睛不舒服，醫院診斷為“干眼癥”，這讓鄧飛后悔莫及：“就是因為太長時間對著電腦了。”

　　有一天早上，鄧飛起來照鏡子，忽然發現自己有白頭發了。“我才32歲啊!”他驚呼。

　　鄧飛注意到，身邊的同行，大多數都患有常見的職業病，如胃病、頸椎病等，大多數男記者還有抽煙的習慣，“尤其是寫稿子的時候，不抽煙就寫不出來”。

　　身體的不適還在其次，丁巖覺得記者沒有身邊的普通人活得那么自如。

　　比如，去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山村，大多數游客享受的是美麗風景，記者卻要想“這背后是什么”，“要生產出尖端產品，就要與普通人的思維脫離，要去不斷挖掘”。丁巖認為，這一方面使得記者的掌控欲非常強，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感覺記者是脫離了主流人群，是被“邊緣化”的。

　　在目睹了許多記者轉行的轉行，轉型的轉型之后，曾做過記者的許文(化名)感嘆道：“記者是一碗青春飯，說的沒錯啊!”大學畢業后十分堅定地要從事新聞行業的許文，如今已經不再做記者了，回憶過去的歲月，他總結：“我做了5年記者，夠了。”

　　一般來講，媒體招聘記者都會要求“35歲以下”，這讓丁巖想不通，但也不得不承認，年齡大了，見的事情多了，會麻木，激情會消退。

　　沒有一個假期可以完全放松

　　身體疾病與心理壓力，是因記者的繁忙工作所致。曾經就職都市報的許文就是一個典型。

　　同許多市場化媒體一樣，許文所在的報社給記者的薪酬是底薪加稿費，底薪是固定的數字，稿費要看每月發稿的數量和質量。

　　“光靠底薪，是沒法支付日常開支的。”許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每月能拿多少錢，主要還是靠稿費，這樣，發稿量就非常重要。

　　許文所在的城市，媒體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幾家都市報競爭非常激烈。為了能在競爭中勝出，許文所在的報社還有一些規定。

　　比如，如果別的都市報報了的新聞，自己的報紙沒有報，就叫“漏稿”，要扣錢。

　　再比如，報社要求每個記者每月都要有3篇“獨家”稿件。倘若3篇都完成，記者能拿到將近2000元的獎金，只要少一篇，不但獎金沒有，還要倒扣。

　　“這樣，完成和不完成，差別就非常大，搞得大家焦頭爛額。很多同事，從每月月初就在發愁‘獨家’稿件，往往到月底才能完成，完成就大松一口氣!”

　　日復一日，許文說：“就像流水線上拿計件工資一樣，整個人都耗竭了。”最繁忙的時候，許文一個禮拜有七個專題在手上。

　　“連做夢都在寫稿子。有一次在夢里夢見寫完了，興高采烈的，醒來才發現是一場空。”許文笑道。

　　隨著時間的推移，許文的業務終究是越來越得心應手了。然而在自己稿子的數量和質量都達到頂峰的時候，許文卻選擇離開了報社，理由是“身心疲憊”。

　　對此，國內某大型日報駐站記者方澤(化名)與北京某周報記者駱明(化名)深有同感：“沒有一個假期可以完全放松。”例如“五一”與“十一”，神經也不能完全懈怠，必須隨時注意有什么新聞。

　　諾貝爾獎的公布日期為每年10月4日，恰好與“十一”長假沖突。“但凡盯諾貝爾獎的，‘十一’一點都不好過。”駱明說，例如今年諾貝爾獎名單公布之后，都市類日報第二天便將消息刊登出來，但周報必須確保稿件的深度，“諾獎絕不會提前告訴媒體今年是什么獎，你可以做準備”。

　　駱明是天文學類科普作家，他開玩笑說：“希望將諾獎頒給宇宙學科學家，因為這樣我會比較輕松。”

　　如果遇上突發事件，記者的個人需要更是被排在最后一個考慮的問題。

　　近日，受臺風影響，廣東多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方澤沒日沒夜地向總部發報道，幾乎每天都是23點之后才回宿舍。

　　理想在何處安放

　　在駱明看來，做記者更多的是“心累”，科技記者是個典型代表。

　　科技要求非常嚴格，稿件里稍不注意就會說外行話，出現科學性的錯誤，這會給寫文章的人帶來壓力。“上面署著你的名字，你要負責。”駱明說，“稍不注意，就會有人說你是傳播偽科學、科普水平不行等，在你身上加上許多質疑的標簽。”

　　對自己寫作成果的擔心，甚至變成了一種苛求，就職于某知名周報的記者于蓓(化名)就明顯感覺到自己寫稿的速度越來越慢，真的達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很多時候，她要為此熬上一個通宵。

　　丁巖生性不喜歡被拘束。15年前，剛走出大學校門的他放棄了做省級公務員的機會，做了省級黨報的記者。7年前，懷著對理想的憧憬，他又放棄了黨報相對穩定的生活，來到后來就職的某市場化知名媒體。

　　然而，在奉獻了自己的美好青春之后，他卻選擇離開。

　　在丁巖看來，一個理想中的媒體應該是“始終充滿理想主義的、能夠欣賞你，并且因你而生動的平臺，而且是獨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勢力的，能這樣一直走下去的”。

　　在就職多年后，他發現自己所在的媒體正面臨內部價值觀的分化。“比如，我們的深度報道部，就是做純的新聞，不依附于任何勢力的。但報社別的部門并不認可這樣的做法，比如地方新聞部和經濟新聞部，這樣就帶來許多矛盾。”

　　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說：“做記者，就是希望用自己的筆和熱情寫出對社會有所觸動的文章。但我現在感受到的卻是失望、麻木，制度沒有根本的轉變，歷史就會不斷重演。但我不可能永遠充滿激情、沖鋒陷陣。”

　　方澤與駱明遭遇的困擾，是個人對價值的判斷與報社相沖突。

　　這方面，方澤的體會很深。同一篇稿件，方澤認為完全有發表價值的，報社卻往往持保留意見。時政類稿件尤其如此。駱明也有同感：“理想在現實中妥協的時候會很難過。”

　　現在，丁巖已過35歲，他的許多同學都已做到了單位的中層，有穩定的生活。但那并不是丁巖所向往的，他曾經向往的現在看來也并不那么值得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