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樂福上海20家門店6000多名一線職工的收入長期徘徊在全市最低工資線。數據顯示，從1998年至今，家樂福上海職工的實際月收入增長了不到50元，而這期間上海的最低工資翻了3.45倍，上海人均GDP至少翻了3.09倍。

　　可見，家樂福職工的工資表面上看似“原地踏步”，實際卻在“逐年退步”。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家每年都在迅速擴張的超級零售企業，這家來自崇尚“自由、平等、博愛”又高度重視勞動者權益國家的世界500強企業，卻一再拒絕企業工會提出的工資集體協商的要求。

　　而且，更加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沒有一條剛性的法律條款可以把家樂福老板拉回到談判桌前，來進行勞資間理性的集體工資協商。

　　店員周志堅：這點收入如何養家?

　　為省錢深夜步行10公里回家 生活常靠八旬老母接濟

　　家樂福每月一次的盤點結束后，都要將近凌晨3點。營業員周志堅走出門店，看見一排出租車停在路邊，卻從沒想過要去揚招，而是豎起衣領，手插口袋，拖著連續工作了20個小時的疲憊身體，在寒風中步行10公里回家。

　　“我難道就不想打的回家嗎?可這筆開銷至少要50元啊。”52歲的周志堅在武寧店工作了12年。12年前，武寧店一線員工的工資是1075.7元，很吸引人。然而那么多年了，他的工資卻只漲了49.1元，如今每月1124.8元，日子過得一年不如一年。

　　作為店里的元老，周志堅沒有一分錢的工齡工資，他的工資和剛剛進入該店的職工一樣多。“公司對我們這些老家伙沒有感情，那么多年在這里工作，等于白干了。”

　　周志堅幾年前離異，兒子今年又患上了難以治愈的慢性病，年紀輕輕就不得不待業在家。

　　一家子每月的經濟來源就只有周志堅1124.8元的工資，人均560多元，每日消費不能超過18元。

　　他向記者算起了自己的“財務賬”：工作日，上下班來回路費4元，早餐3元，午餐和晚餐各5元，抽煙3元，一天消費20元;休息日，睡到11點起床，省掉一頓早餐，午餐在樓下面館吃一碗面，咸菜加辣醬，6元，晚餐到80歲的老母親“蹭一頓”，回來路上給兒子買15元面包，當天煙資3元。在這樣做一休一的狀態下，周志堅每兩天消費44元，每月消費660元。

　　“家里的水電煤加起來不到100塊，但對我來說也是不小的開支，母親見我困難，每月幫我承擔了水電煤。”周志堅說，母親每月退休金2000多元，幾乎是他工作所得的一倍。

　　1998年進入家樂福時，周志堅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在上海灘還算不錯，接近于當時本市最低工資標準325元的3倍。而如今上海最低工資早已漲到了1120元，按照當年的比率，家樂福一線員工收入應當在3000元左右，但實際情況卻是，周志堅的收入僅比上海最低工資多出4. 8元。

　　“去年我找門店領導反映工資問題，得到的答復是：這不是他們可以改變的，家樂福全上海職工都是統一價。”之后，他就再也沒敢提漲工資這件事。據周志堅說，家樂福每位職工生日時可以領到25元現金，每年中秋、春節兩次領到面值200元的禮券，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現金福利。

　　周志堅現在只希望兒子可以去早點申領失業金，雖然每月只有400多元，但多少可以補貼家用。

　　保安張淮安

　　一人須打兩份工 妻子騎車3公里到郊區買菜

　　張淮安騎著一輛肯德基快餐店的外賣車，在上海陰冷的“三九天”里走街串巷。雖然送的是肯德基套餐，但張淮安卻不是肯德基的員工，他的主要職業是家樂福南方店的保安。

　　在家樂福上海所有門店，一線保安的收入均為1550元，扣除“四金”，到手收入為1165元。比上海最低工資高了45元。因為收入太低，做一休一的張淮安又做起了送外賣的兼職，這樣可以額外賺到1000元。張淮安說，其實給肯德基送外賣的收入更高，因為工作時間僅5至6個小時，而家樂福的上班時間則要15至16個小時。

　　張淮安妻子身體較差，長期失業，孩子今年5歲，全家的經濟重擔都在他一人身上。一家三口如今棲身在閔行區城郊結合部的老房子里，面積不到10個平方，放下床就放不下桌子了。在等待拆遷的日子里，張淮安的妻子只能把鍋碗瓢盆放在門外，吃飯都要在門外。

　　由于1165元的收入僅僅能夠解決一家三口的伙食，而且還需要妻子騎3公里車到更偏遠的郊區去買菜。于是，送外賣這份兼職就成了張淮安一家每月生活資金鏈的重要一環，缺了它，生活就難過了。

　　在家樂福工作5年，對于低收入，張淮安雖然心里不樂意，但嘴上從來沒抱怨過，因為做了十年的老員工和他的收入一樣低，他不好意思抱怨。

　　現在最令張淮安擔心的就是萬一肯德基不再雇用他，“沒了這1000元，你讓我怎么活啊?”張淮安苦笑著埋下了頭。

　　原門店人力資源經理披露：工資低飛，誰的樂趣

　　七成員工徘徊在最低工資線 用電腦程序嚴防工資跌破最低線受罰

　　近年來家樂福在員工收入上采取的思路就是緊貼上海最低工資線“低飛”。這種低飛的“樂趣”顯然是建立在員工工資長時間得不到增長的痛苦上的。

　　“從1998年至2009年，家樂福11年間薪水不增反降，直到2010年上海最低工資標準大幅提升后，職工收入才略高于1998年的水平。”張麗萍在家樂福工作了11年，從1997年至2008年，前后在6家門店擔任過人力資源經理。她每月的工作就是為一線職工測算工資，對家樂福十幾年來職工工資變化情況、職工人員流動情況可謂了如指掌。

　　1998年上海家樂福職工最低稅前工資是1150元，扣除社會保險金74.23元，員工實際到手1075.77元。其員工收入不僅超過當年上海平均工資1005元，還超過了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那時候進家樂福是要開后門的。”

　　但之后，家樂福職工收入就開始逐年下降。

　　2006年，家樂福員工的稅前最低收入降低到1100，個人承擔的社會保險金增加到241.38元，因此員工到手實際收入僅為858.62元，比1998年少了217.15元。當年上海的最低工資是690元，平均工資是2235元。

　　2007年9月1日，上海最低工資上調到840元，家樂福逆勢而行，在個人承擔的社會保險金增加到266.11元后，依然維持前一年的稅前工資，使得員工實際到手工資比前一年下降了24.73元，僅為833.89元，比最低工資還要少6.11元。

　　為了避免觸犯法律的風險，家樂福在電腦計算職工工資時安裝了一個程序，如果職工工資不到市最低工資，就自動采用最低工資。這個程序在日后家樂福制定職工工資時發揮了“托底”的重要作用。

　　2008年和2009年，家樂福“嚴格遵守”中國法律，將公司員工最低工資牢牢定格在上海工資最低標準960元上。而2009年上海市的平均工資已經漲到3292元。

　　從1998年的1075.77元，到2009年的960元，家樂福11年間職工工資不增反降。2010年，上海大幅提升最低工資線，家樂福根據測算，最終將職工實際到手收入定格在1124.8元，這才終于重新回到1998年的工資水準。

　　根據張麗萍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在家樂福上海20家門店中，領著最低工資的職工多為營業員(又稱理貨員)，這些員工數量占全體員工數量的30%.另外，保安和收銀員的數量占全體員工數量的40%，他們每月的實際收入也僅為1160元左右。

　　由此可以得出，家樂福目前近七成員工的收入徘徊在最低工資線上。

　　職工離職率一度高達108.5% 多家門店深陷“用工荒”

　　“家樂福的用工荒已經非常嚴重了，薪水這么低，他們已經很難招到人了。”在張麗萍提供的這份數據中，記者看到，從2006年至2009年，家樂福“店均人數”逐年下降，從400多人降低至300多人，以該店在全市15家門店的折中數量計算，每年要流失員工600多人。

　　2006年上海家樂福職工離職率匪夷所思地高達102%，2007年更是高達108.5%.許多人只做了幾個月、甚至幾天就走了，收入實在太低了。

　　用工荒發生后，家樂福如何彌補勞動力的空缺呢?張麗萍告訴記者，家樂福開始將大量工作交給促銷員，讓這些供應商派來的員工為他們打工。

　　比如，原本賣電水壺的促銷員被要求“順便”賣一下電風扇，這讓許多促銷員反感，一來工作量增加卻又不增加一分錢，二來自己不懂電風扇功能，回答顧客問題力不從心。不過，促銷員最終只能被迫接受，因為家樂福在供應商面前一貫強勢。

　　時間一長，家樂福管理層發現，促銷員并沒有想象中“得力”，他們只賣自己廠方的產品，其他產品賣起來并不上心。于是為了便于管理，家樂福部分門店試圖把“做一休一”工作制改成“做五休二”工作制，增加促銷員的歸屬感。2009年，家樂福古北店率先推行這一制度，結果遭到促銷員集體“罷工”，該方案最終沒有全員推廣。

　　其實，家樂福比誰都知道，他們的工資是沒有任何吸引力的。

　　2010年12月底家樂福虹口店開張，這是該公司在上海的第20家門店。虹口新店開張后，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便是用工荒。記者在網上搜索“家樂福虹口店”，跳出來的前兩條信息便是：“家樂福虹口店急招保安”、“家樂福虹口店急招營業員”。同時，家樂福其他門店招聘信息也緊隨其后。據了解，為了確保虹口店的正常運營，家樂福已從其他門店緊急調員支援，但其他門店也面臨用工荒，目前可謂左支右絀。

　　(應當事人要求，本版家樂福員工姓名均為化名，所在門店名稱都有改動)

　　加薪福音遲遲等不來

　　工會一談漲工資，法國老板起身就走 工資集體協商數次交涉無果

　　2008年1月1日，《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正式實施。當時，家樂福許多員工以為，這部《條例》將會為自己增加工資帶來底氣。然而，他們并沒有等到這樣的好消息。

　　根據《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第十二條規定，“企業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下列直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與本企業職工一方進行集體協商后確定：(一)勞動報酬;(二)工作時間;(三)休息休假;(四)勞動安全衛生;(五)保險福利;(六)職工培訓;(七)勞動紀律;(八)勞動定額;(九)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內容。

　　企業應當就職工工資水平、工資調整機制與本企業職工一方進行集體協商。“

　　記者從上海市總工會獲悉，2008年，家樂福工會在上海市總工會法律部的指導下，開始著手與資方進行集體合同協商，家樂福工會直接向華東區區長發出邀約，在當時轟轟烈烈的輿論壓力下，法國老板終于同意進行協商。

　　第一次協商后，工會干部們感覺，法國老板始終糾纏于“集體協商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對于工資底線、工作時間、基本福利只字未提。

　　第二次協商和第三次協商，法國老板都帶了兩名律師出席，而且每次都要和工會干部就協商制度本身糾纏不清，市總工會法律部一位參與協商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簡直就是胡攪蠻纏，我一看便知道，他們根本不想和工會談，只是拖延應付。”

　　2008年最后一次協商會議上，家樂福工會采取“直奔主題”的談判方式，提出要增長一線職工收入，增長幅度不低于8%.沒想到，受家樂福華東區區長委托前來開會的家樂福上海區區長(皆為法國人)直接起身離席，再也沒有回來。把工會方的談判人員“晾”在一邊。

　　協商在一瞬間無疾而終。家樂福工會之前準備的所有關于職工收入的建議都被憋在工會干部們的肚子里。

　　前去指導談判的上海市總工會法律部工作人員失望至極：“我們當時覺得，法國老板既然答應參加協商會議，應該是懷有誠意的，但沒想到，他僅僅是坐在那里，走了個過場，擺了個POSE.”

　　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家樂福工會暫緩了與資方的協商。2010年，家樂福工會以非正式的形式與資方接觸，試圖打破冰封格局。然而在非正式接觸中，資方對工資問題的強硬立場依然沒有絲毫松動的跡象。

　　短評

　　家樂福的面包還是12年前的那個價嗎?

　　CarrefourChina給自己起了一個十分有中國味的名字———“家樂福”。

　　家樂福應該知道“養家的責任，工作的快樂，生活的幸福”對中國員工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企業經營行為里，你卻未必能找到這樣的解讀。

　　當一名員工為家樂福辛勤工作12年而自己的工資卻在“原地踏步”，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能夠承擔得起養家的重任?他對工作還有什么樂趣?他對幸福還有什么期盼?但我知道，家樂福如今的面包肯定不再是12年前的那個價了。

　　現實的情況是，許多員工選擇了“用腳說話”，家樂福的員工離職率連續兩年超過100%，至今深陷“用工荒”。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家樂福仍強硬拒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

　　為什么家樂福在美國、在法國本土都是關愛員工、遵紀守法的典范，來到中國就變了一副“面孔”呢?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集體協商制度缺乏應有的“剛性”。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的《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和《集體合同規定》，但這兩項均屬部門規章，在立法上處于較低層次。在內容上，法律法規對工資集體協商的規定，多以“可以”、“應當”等字眼來約束企業，而不是“必須”。這就使得工會組織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時常常感到“理不直、氣不壯”。

　　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的領袖人物羅伯斯庇爾提出了著名言論：“社會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

　　現在要讓家樂福們坐下來進行“共同的幸福”談判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是等待它的良心發現，等待它“企業社會責任”的自我提高;要么是讓我們的法律條款盡快“硬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