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簽訂率低，拿齊工資是幸運

　　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fā)展中心和安全帽大學生志愿者流動服務隊合搞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建筑業(yè)中有4000萬農民工從業(yè)，占農民工總數(shù)的30%，占建筑行業(yè)一線從業(yè)人員的90%.他們面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合同簽訂率低、按月足額領到工資難、參加社會保險難度大、施工現(xiàn)場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安全生產問題突出、職業(yè)培訓缺失、生活設施簡陋。

　　在這份調查中，筆者發(fā)現(xiàn)，建筑工人中72%的受訪者都表示，沒有簽過勞動合同。簽過的工人中，沒有一個手上有合同，而且許多合同是霸王條款。因為建筑工人都是“臨時工”，由一個個工頭帶領著，什么地方有活兒，就去什么地方干，如果不滿意，隨時可以走人。這樣的后果是，被壓了好幾個月的工資打了折扣，甚至要不回來。

　　以北京某工地的分包關系為例，在建筑行業(yè)，典型的勞動關系是這樣的：地產開發(fā)商——總包——安徽金寨勞務公司(提供掛靠)——王包工頭——閆包工頭——姜某帶班及其工人。在這個鏈條中，普通工人通常只能接觸到閆包工頭這一層，至于勞務公司，只是在勞動合同上出現(xiàn)，工人既不知道公司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誰，誤以為包工頭就是自己的老板。

　　建筑業(yè)農民工沒有出路

　　2010年，作為最底層包工頭的李新峰帶著他的工程班，承接了一個工程。那個工程本身存在一定難度，但是工程方也沒給他出具任何標準，就說你把水泥抹上去就成。李新峰就帶著工人干了，灰一抹上去就凍上了，公司于是叫停。但公司不給他結賬，說明年再說吧，還得返工呢。一系列艱難而又繁瑣的維權歷程就此展開。我上邊還是包工頭，更大的包工頭，一般都要經過四五層。”李新峰說。

　　這個公司特別復雜。它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底下有一個勞務公司，再下面是一家河北的勞務公司，然后又轉包給一家湖北的勞務公司。而直接跟李新峰對話的，就是這家湖北的勞務公司。“我們直接找到北京那家公司，關系弄清了，就推到湖北那個公司了。我們就把大門一堵。”李新峰下面的30幾個工人都去了。“怎么組織動員?首先說關系唄，工人跟我要，我也沒錢，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錢要出來。”

　　李新峰的上一級包工頭李建華介紹一名大學生給李新峰認識。“咱們聽聽大學生的意見，到底行不行。一來就問，說是北大的，我們就相信了。后來給我們出點子，找勞動部門、公安局、建委。”“勞動局、建委、公安局我們都去了，他們說正在給你辦。這時候已經到12月31號了，當時有一個文件吧，說元月一號必須結。我們就去了勞動局，工資不拿到，誰都不能走。我們去了，勞動局開始不讓我們進，說我們是來鬧事的。”當時20多個山西人，另外十幾個是李新峰的承德老鄉(xiāng)。“他們看到我抱著就哭了，大家都傷心了。”最終的結果是，大家的工資都有了著落，雖然是打了折扣的。

　　“其實，這個問題如果大家都努力，并不難解決。為什么我們沒有保障?如果我要跟公司簽約，這個活兒我可能就接不成了。因為如果正式簽，公司成本就要增加很多。市面上廉價勞動力太多了，如果只有我一人要求簽合同，很難解決，但是大家都這么干的話，就有可能了。”李新峰感慨地說。

　　工程轉包給個人包工頭屬違法

　　現(xiàn)階段的建筑公司已不再自行組織和管理施工隊伍，只保留核心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而專門為建立建筑業(yè)農民工勞動關系而成立的建筑勞務公司，實際上也不愿意組織、管理穩(wěn)定的用工隊伍。于是，包工隊形式的用人方式成為常態(tài)。作為個人的包工頭，并不具備施工資質和用工資格，建筑公司或勞務公司將工程分包、轉包給包工頭是違法的。而包工隊這種用工形式之所以長期存在、屢禁不止，并成為建筑行業(yè)的普遍現(xiàn)象，背后是建筑行業(yè)特有的層層分包、層層墊資的生態(tài)鏈。在施工過程中，從總包建筑公司至分包勞務公司，至大小包工頭，都需要墊付一定比例的工程款或用工費。層層墊資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建筑公司和勞務公司將工程層層分包、轉包，分包、轉包之后，建筑與勞務公司實際上節(jié)約了自身的資金投入，因而有能力去承攬更多的工程，實現(xiàn)資本更快、更靈活的積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資深勞工問題專家沈原說：“我們要廢除包工制度，還建筑工人應有的工人身份和社區(qū)生活。工資也不能像現(xiàn)在這樣，要加上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撫育子女、居住的勞動力再生產費用。必須給農民工真正的工業(yè)公民的身份，去掉農民這兩個字。這個體制30年了，不合理、也維持不下去。我非常同意這種觀點，出路不是要變成包工頭，而是要結束農民工的生產體制。”

　　“農民工的出路就是做包工頭?那大家都去包誰?如果我做普通工人，我希望能有養(yǎng)老、失業(yè)保險，有保障，包工頭不是保障，這么做沒有出路。”李新峰說。“大家?guī)椭�農民工維權，不能忘了農民工才是維權的主體，真正發(fā)揮力量的應該是我們自己。”張克儉是建筑工人，同時是工地義務普法宣傳員。作為一個農民工，他深切感受到，農民工想要維護自己的權益，還是需要靠自己的行動。他提醒筆者說，不要忘了或忽視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在維權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