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府8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日本名義GDP為1.288萬億美元，而同期中國GDP為1.339萬億美元。單從這一數據看，中國經濟總量已超日本。然而在自豪之余，人們對“中國GDP超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態度，更多的是理性的反思和分析。在總量躍升背后，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第99位，尚不及全球人均水平的一半。同時，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云籠罩下，中國經濟改革多年積累的困難和挑戰也一一凸顯，當逐一梳理和改革進程中成就與問題時，我們即可清醒地知曉，這并不是慶祝的時刻。

　　中國改革30年的成功要訣，在于市場化的推進，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路徑，使得中國的市場活力逐步釋放，市場參與度逐漸提高。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在改革初期，雙軌制的改革路徑，給不能自生的企業提供了過渡性保護，通過各種各樣的價格扭曲手段，保護、補貼它們，這些扭曲產生了短缺，政府又利用各種行政分配手段為這類企業動員資源，使這些企業逐步具備競爭力。改革至今，價格保護的作用已時過境遷，那些受保護的企業不再是昔日育嬰箱中的嬰兒，一些已成為行業的“巨無霸”。現階段，要素價格扭曲造成了資源錯配，資金、人工、土地、能源、環境等成本的壓低，是對投資、生產和出口行業的變相補貼，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給未來的發展埋下巨大的隱患。與此同時，壟斷行業企業也在市場深化過程中，更多地享受到了壟斷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回報，又加劇了要素價格扭曲。要素價格扭曲疊加上行業壟斷，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之一。經過了30年改革的洗禮和啟蒙，市場參與者追求公平的訴求越發強烈。所以，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市場準入的進一步開放，將是未來改革的必由之路。

　　開放的30年，中國發展為“世界工廠”，這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創造的奇跡。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國際市場的需求萎縮，一度導致出口下滑，2009年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為-3.9個百分點。當前很多歐美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未來將處于低增長、高通脹的發展階段，這將對出口產生不利的影響。在國內，隨著人口紅利拐點逐漸迫近，勞動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可以預見的是，出口未來對GDP的貢獻將有所下降。但今年前7個月的海關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總值增長40.9%，其中出口增長35.6%。出口的強勁反彈，提醒我們不宜對出口行業“妄自菲薄”。“中國制造”占據了很多商品全球產量的一半以上，即便擴大內需，單靠國內市場也沒有消化能力。而且，除了廉價勞動力之外，出口行業在勞動者素質、規模經濟和基礎設施的優勢是不可比擬的，這些優勢并不會因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驟然消失，所以出口仍會為中國經濟提供強勁動力。

　　“人口紅利”是解釋中國奇跡的一個重要維度，在下一個30年里，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將成為發展戰略轉型的出發點。為此，政府職能轉變勢在必行。目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1.68%，居世界最高列。據預測，我國人口撫養比在2035年之前仍會低于53%，處于“人口紅利”期。這意味著接下來的25年，政策要作出充分的安排。在就業方面，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著力發展高中和職業技術教育;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等方面未雨綢繆，逐步分擔老齡化時代帶來的壓力。中央應重新設計對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考核機制，讓其退出GDP競賽，引導地方財政資金從基礎建設投資轉向民生領域，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通過這樣的準備，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人力資本，才能在開放中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民生領域的投入，將增加國民的安全感和幸福度，激發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促進科技創新，真正實現共享式發展。

　　在現階段，隨著通脹預期的增大和經濟增長的減速，宏觀決策面臨著選擇困境。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表示，中國經濟的下一個轉型能否順利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決策，政府必須學會接受相對較低的增長速度，同時適當容忍通脹，不再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宏觀決策的制定，需要配合長期的轉型戰略來進行。站在發展戰略的高度，宏觀政策應關注質量而非速度、關注結構而非總量，才能提高前瞻性和容忍度，避免隨著經濟短期波動而搖擺。

　　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經濟落后，讓我們深知其缺、深受其苦，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中，中國在極力地加速跑，試圖趕超，贏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今我們已成為領跑者的一員，面對著常年積累的耗損和頑疾，是時候進行調整了。唯有如此，才能給“中國奇跡還能走多遠?”以最完滿的回答。

　　為探討中國經濟轉型的相關問題，本期本報采訪了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2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