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正中

　　由于人口紅利的影響，中國以勞動力低成本的戰略支撐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發展，維持著國際競爭力，但這一政策難以為繼。長期的低勞動力成本并不能保證高就業，尤其是導致中國產業的低端自鎖。較低的收入水平不僅致使大量國民在貧困線附近掙扎，制約了國民追求自身全面發展的空間，而且分配制度向其他生產要素傾斜，人力資本價格長期被低估。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這一只“無形的手”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組合，創造社會財富，人力資本理應與其他生產要素共同平等地參與分配。一般來講，一個國家人均GDP超過4500美元以后，增長方式就從粗放式增長轉變成內涵式增長。從中國的發展狀況來看，“十二五”人均GDP超過此線無疑，如何啟航創業型經濟，保持非均衡增長、和諧性發展的張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是中國發展戰略轉型的又一次抉擇。

　　實施收入增長計劃，啟航創業型經濟

　　長期的低勞動力成本并不能保證高就業。長期以來，我國為解決就業問題一直實行“低勞動力成本、高就業”的辦法。這種辦法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實滿足了既能吃飯又能建設的要求，但是，“高就業”的實際效果僅限于在一些地方數字上，忽視了就業質量，難免出現就業未必能安身的現象，較低的收入水平導致大量居民在貧困線附近掙扎，僅以謀求生存權為目標，制約其追求發展權的空間。“低勞動力成本、高就業”的政策取向還忽視了對創業環境的培育，致使社會創業能力不足，通過創業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較少，忽視對勞動者的技能培訓，使其長遠競爭力不足，人力資本優勢未能完全發揮。

　　提高勞動者工資是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提升就業質量的重要途徑。經濟學理論認為，通過提高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貨幣工資，可激勵勞動者工作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能夠生產更多使用價值。傳統理論認為，通過降低實際工資可以解決就業問題。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只不過是認為貨幣工資富有剛性，通過提高價格水平和利用勞動者的“貨幣幻覺”降低實際工資，解決就業問題。這種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在短期內有效，在長期內，伴隨勞動者“貨幣幻覺”的消失，實際工資的下降會使勞動供給數量減少。根據全社會的總產出是就業人數的函數可知，全社會的總產出會減少，即整個社會經濟增長乏力，難以實現就業與經濟增長相協調。而通過提高貨幣工資達到使勞動者感到實際工資上升，能最大限度地激勵勞動者積極性，提高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水平，增加資本積累，從而使勞動需求曲線上移、增大勞動需求以解決就業問題。這個思路既適用于短期又適用于長期，同時能實現就業與經濟增長相協調;并且由于勞動者收人的提高而增大整個社會的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保證社會再生產的持續運行，同時可以避免傳統理論和凱恩斯理論降低實際工資的長期實施可能導致的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社會再生產難以為繼情況的發生。

　　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有利于擴大內需，減少依靠投資、出口驅動經濟增長的壓力，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以日本從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例，該計劃把經濟發展的目標，鎖定在國民收入增長上，有效調動個人的積極性，推動了國內消費的大幅增加，使日本經濟進入了黃金時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共享發展成果

　　提高居民收入，讓多數人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提高人力資本在分配中的作用，激發個人工作積極性，對于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人力資本要素是物質資料生產的最基本要素，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特別是教育對于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正在大幅攀升，人的素質和知識、技能等對經濟發展越來越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如何使人力資本得到足夠的回報，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對于經濟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人力資本理應與企業、政府在財富分配中平分秋色。在當前的政府、企業、個人三元財富分配格局中，政府富、企業富(壟斷企業尤為富裕)、個人窮。據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約為3.3倍，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15倍，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000多倍。因此，大力增加職工年均工資，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剔除行政權力、資源壟斷、市場獨斷等非勞動因素獲得的利潤，有利于健全收入分配體系、實現分配公平。

　　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個人追求發展權的空間。發展權是個人、民族和國家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并公平享有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的權利。促進發展權實現而做出的任何努力和實施的各項政策，其目的都必須是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保護本國人民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證男女平等;消除社會非正義等。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應該自由流動，這體現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一方面是可以保障追求生存權的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如從自然環境惡劣的區域遷徙到相對較好的區域中，另一方面可以保障人追求自身進一步的發展。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方式可分為外生增長和內生增長兩類，所謂外生增長，就是利用投資等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來推動經濟的增長。所謂內生增長，是由于制度和技術的革新而帶來的剩余，這個剩余在經濟學中有一個術語叫“索洛剩余”。一個國家人均收入超過4500美元以后，其增長方式就逐漸從粗放式增長轉變成內涵式增長，依靠投資和勞動力的單純擴張所帶來經濟增長已經難以為繼了，因為它要消耗大量的資源、能源去支撐其增長速度，在這種情況下就要轉向內生型增長。

　　中國去年的統計顯示，中國人均GDP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正在向4500美元這個坎兒進軍，達到4500美元以后，我們就必須面臨一個很重要的經濟轉型問題。從2009年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索洛剩余這個內生增長動力最主要指標表現出來的是負值。也就是說，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基本上是依靠外在資源投資拉動的，2008年的索洛剩余還是0.2多，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在2009年第一次出現索洛剩余為負值的狀況。

　　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有利于激發社會創業活力，啟航創業型經濟。創業型經濟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競爭力提升的“快速通道”，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中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攻堅階段，鼓勵創新創業、發展創業型經濟無疑是中國未來30年改革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正視當前中國發展創業型經濟的障礙，發展創新、創業型經濟需要尋求有效的戰略突圍之策。發展創業型經濟，加強承載著知識資本、技術資本、金融資本及企業家精神的創業型人才的培養，積極投身于以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為主導的全球科技革命的新浪潮中，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在全球現代化中占取有力地位，使得創業型經濟成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全面蛙跳，追趕先發國家有力的經濟模式。提高居民收入，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在創業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和社會多元復合轉型，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鼓勵創業，才能實現全面創新，避免陷入日韓困境的泥潭，加速社會順利轉型。

　　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中國必須從拉美國家分配不公問題中吸取教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建立公平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應予以適當干預;改變重視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思路，大力發展微型和中小企業等創業型經濟元素。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培育相當數量的中等收入者，形成社會穩定的基礎。實施中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共享成果，有利于調動個人勞動積極性，提高城鎮職工工資收入，增強擴大內需的基礎，發揮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推動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藏富于民，啟航中國創業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