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的羅納德·麥金農教授最近撰文說，在長期，漲工資和人民幣升值有替代作用，都能夠促進經濟平衡，但是由于升值會受到“熱錢”干擾，漲工資是更好的選擇，而升值則不利于中國工資增長。這一建議只有在工資能夠靈活調整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人民幣保持相對穩定，但工資只以相當緩慢的速度增長，未能發揮平衡國民經濟的中堅作用。

　　經濟學家通常一致反對價格干預，因為任何對市場價格的偏離都會造成福利損失。但至少有一種價格例外，那就是匯率。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學家不在少數。麥金農教授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壓抑，比如壓低真實利率，會導致很多扭曲和效率流失，因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涵是利率市場化。然而，在倡導金融自由化的同時，麥金農教授多年來一貫呼吁人民幣匯率應保持穩定。這種反差并不好理解。

　　工資和物價能夠充分且及時調整的假定，在很多時侯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預言，在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國家，實際匯率將出現同步升值。實際匯率升值有兩個途徑，一是工資和物價上升，另一個是名義匯率升值。然而，十多年來，中國的工資、物價及人民幣匯率都保持了相對穩定。顯然，如果工資獲得足夠的上漲，將部分抵消“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減少順差，并讓外匯儲備積累放緩;同時，工資充分的上漲也會改善國民收入在家庭、企業和政府間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費，降低儲蓄率。然而，這兩點都沒有出現。

　　工資未能足夠調整的重要原因是，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供給限制了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出口部門的擴張只是吸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以來并未對勞動力市場構成壓力。到目前為止，中國仍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這決定了工資不會出現足夠的上漲，使之未起到平衡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這就是我們過去所看到的：匯率在大部分時間保持穩定，但工資并未出現明顯上漲，結果經濟失衡進一步加劇。

　　今年以來，用工荒比往年更加嚴重，勞資摩擦有所加劇，市場工資和最低工資有較明顯上升。這些變化與其說是中國勞動力供給進入短缺時期的前瞻性表征，還不如說是對過去工資過低增長的滯后糾正。中國目前正處于人口結構最為有利的時期，農村人口比重遠遠大過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依然顯著。在國家一些政策的作用下，工資會保持溫和上漲，但鑒于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資上升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實際匯率的充分調整。

　　在匯率問題上，繞不開對日本經驗的正確解讀。麥金農教授指出，在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戰后奇跡：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到1971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高速增長，貨幣工資增速達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當時日本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工業競爭對手，美國開始錯誤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跌入一輪通貨緊縮低迷期，至今尚未復元。在2010年，日本的工資水平事實上還出現了下降。應該注意的是，與日元同啟升值進程的還有德國馬克，德國經濟并未遭遇日本式夢魘。日本工資的上升幅度與經濟增長是同步的，而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則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匯率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并非決定性的。在人口結構上，1970年代日本的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已經顯現，儲蓄率和投資率隨之下滑。在經濟增長動力上，日本企業未能及時跟進新經濟浪潮，領導創新的能力減弱。在政策上，與日元升值相伴隨的是，日本長期實施了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以期抵消本幣升值對日本企業的沖擊。

　　假以時日，中國的工資調整機制會足夠健全，那時出口部門擴張會增加勞動力市場需求，進而工資水平上升，并帶動有效匯率上升。但這一條件目前還不具備。即便是在發達國家，工資調整也并不靈活。現在，政策面是可以建議加快工資上漲幅度，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工作也在開展，但最終決定一般工資水平的還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基本格局。由于在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在相當長時間里依然較大，工資可能還無法獲得與勞動生產率同等幅度的增加。

　　總之，匯率體制改革與工資上漲不存在理論上的顯著對立關系。在當前條件下，抑制工資上漲的主要是勞動力市場因素，而不是名義匯率。升值和工資上升之間除了有替代關系以外，還有著明顯的互補關系。完全依賴漲工資調整實際匯率，會對國內通脹造成較大壓力。如果物價上漲很快趕上工資上升，那么實際工資則靜止不動。匯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國內整體的通脹水平，從而為漲工資提供空間，并能夠提升貨幣工資的購買力。此外，工資上升不僅會增加出口企業成本，也會增加非出口企業的成本;而升值則有針對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門的生產成本，從而更好地調節內外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