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的流動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一個產業升級的拐點，如果能夠順利升級，那么不僅可以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而且可以提高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

　　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發展起來，并且成為我國改革以后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改革之初，農村囤積了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其所擁有的土地因農產品[23.90 1.57%]品種單一、農業生產率低以及主要農產品價格管制等原因，無法給農民帶來好的回報。此時，只要企業提供的報酬高于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農民就會向企業轉移。而由于想轉移出來的農民數量龐大，對少數企業的勞動需求來說，幾乎形成了無限的勞動供給，這就導致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較低。幾乎無限的勞動供給同樣會影響整個競爭領域的勞動者工資水平，普遍的低工資水平確保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有不菲的利潤率，從而促進了這類企業的飛速發展。

　　可以說，巨大的人口基數生成了幾乎無限的勞動供給，即便勞動密集型產業迅猛擴張，在一定時期內也很難扭轉勞動市場上嚴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農村勞動力的持續轉移，足以支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伴隨著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以及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集聚，城鎮化乃至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產業的城鎮和城市集聚又會創造出新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形成了分工細致的產業鏈，客觀上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演變過程。假如一個紡織廠提供的實際工資水平高于農業生產收益，那么農民就會轉移到這個紡織廠。由于紡織廠的勞動強度較大，所以一開始只是青壯年農民轉入。極為低廉的農業生產收益約束了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期望，而大量的農民工供給也導致其勞動市場均衡工資水平無法上升。結果紡織廠獲得了較高的邊際利潤，于是開始擴張。隨著轉入的農民工數量增加，圍繞這家紡織廠的小城鎮開始出現，于是相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開始出現，比如餐飲、娛樂、環衛、家政等等，這些行業所需要的勞動力不再局限在青壯年農民工，而是各種年齡段的有勞動能力的人均可勝任。于是農村人口進一步轉移，勞動供給進一步增加。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農民向產業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張以及城鎮化和城市化三者形成了良性互動，構成了改革30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路徑之一。而農村人口數量決定了勞動供給的幾乎無限，這直接導致農民工實際工資水平受到抑制。當然，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得以興起的主要原因，因為低工資確保了高邊際利潤，但同時也造成了轉移出來的農民工無法通過工資收入來實現財富累積。于是，當前述增長路徑延伸到一定階段，拐點就會出現。引發這個拐點出現的主要原因有三個：首先，轉入的農民工數量雖多，但收入較低，只有微薄的財富，形成不了充足的消費需求，因而使得城鎮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總消費需求增長緩慢，這就直接遏制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其次，大量的農民工轉入城鎮和城市，使得當地農民供給急劇下降，而農業生產的勞動需求沒有下降，反而有上升，這就提高了當地農民工市場的實際工資水平。最后，城鎮化和城市化促進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升級，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使得農產品邊際利潤增加，這也增加了當地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

　　由于當地農民實際收入水平上升較快，而轉入城鎮和城市的農民工實際工資水平上升緩慢，兩者的差距逐步縮小甚至接近。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返鄉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道理很簡單，在自己家鄉能夠每月掙1500元，在異地只能掙1800元，顯然是在家鄉劃算。畢竟在異地支出比在家鄉大很多，這就意味著在家鄉的凈收入反而更高了。這種實際收入的變化是直接導致農民工回流的主因，反應在勞動市場上就是城鎮和城市企業的用工荒。很明顯，如果企業不提高工資水平，這種用工荒就無法改變。而如果企業提高工資水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邊際利潤就會迅速下降，從而無利可圖。于是許多企業試圖通過遷移來改變現狀，比如搬遷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問題是勞動力是流動的，企業可以搬遷，勞動力也可以流動。只要一些企業開出了更高的工資，勞動力就會流向這些企業。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一些企業通過自己的努力，改進了技術，提高了生產率，從而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產品的邊際利潤，這個時候就可以通過給工人漲工資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那么隨著這些企業的增加，比如沿海地區進行的產業升級，就能夠重新吸納勞動力流入，于是原先搬遷的那些企業照樣很難生存。這就是我們說的拐點，即勞動力的流動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一個產業升級的拐點，如果能夠順利升級，那么不僅可以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而且還可以提高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而如果依舊迷戀過去的增長路徑，試圖通過企業搬遷來解決用工荒的問題，短期也許可以，但長期企業肯定是輸家。勞動力用腳投票，起到了淘汰落后產業的作用，這一點算是勞動市場的意外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