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們何時可以擺脫戶籍制約?
2011年的春晚,雖然大牌的明星有不少,但是我們也發現了那個舞臺上,草根元素越來越多。旭日陽剛蒼勁的歌聲、深圳年輕農民工的街舞,他們在兔年春晚大放異彩。我省農民工有400萬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占60%以上,約240萬人。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受過初中或高中教育,就業期望較高,在物質和精神享受方面有著更加強烈的要求。日前,團省委開展了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的專項課題研究,向全省11個市發出調查問卷5000份,收回4500份。結合調查,記者也采訪了幾位年輕的農民工。結果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進程中,五大障礙橫亙在面前。
低技能、低收入、高房價、高成本成最大障礙
田曉亮租住城中村一間15平方米房間,當網管員的他月收入1200元。而這間小小的出租房,每月租金、水電等支出也需300多元。買房子,根本不敢想。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職業技能水平相對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工資低,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和工作成本高,都成為阻礙他們在務工地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主要障礙。新生代農民工受過高中教育的只占31.9%.同時,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部分人只占二成左右。
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職業技能水平也比較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里只能從事一些技術含量較低、收入也較低的工作,如保安、保潔、服務員之類,工資大概就在1000元-1200元之間,很難滿足基本生活。
戶籍制約,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無所依
記者接觸的幾個農民工都提到了一個問題:孩子在父母打工所在城市,無法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樣的良好教育。問卷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18歲至25歲的占將近四成,26歲至35歲的占近三成,其中已婚人員占半壁江山。基于切身體驗,他們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在“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中,有17.3%的人選擇了“希望子女進城讀書”。
但事與愿違。山西焦煤西山煤電開拓一隊任班長的劉彥生談到,由于戶口原因,子女上高中必須回老家,否則無法參加高考。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在城市安居樂業就是無稽之談。
困擾他們的還有社會保障問題。田曉亮說,我們不像城市工人有醫療保險,生了病一般是自己扛,希望政府能出臺一些政策,讓我們也能在就醫方面享有一些便利條件。據調查,有近四成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任何保險,只有1/3多的人有醫療保險,還有1/5的人有養老保險,至于失業保險,更是基本沒有。而且,即使有保險,企業的繳費標準大多數也是按各地的繳費下限為準。田曉亮表示,自己不是城里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也無法享受,一旦失業,根本無法在城市生活。
職業欠規劃,培訓有困難,職業夢想難實現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剛邁出中學校門,對未來有著美好憧憬,來城里打工的目的是經濟型和發展型兼具。20歲的四川姑娘黃儀容2009年起來太原打工,她說:“如果在工廠能拿到1800元的話,每天至少加班3小時。在專賣店當營業員,雖然底薪沒有工廠高,但是每天只需要上班8小時,如果業績好,加上提成也能拿差不多的收入,而且工作環境更好。”
還有更多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強烈的創業意識,對于未來的發展規劃,37.1%的人選擇“干個體”,22.5%的人選擇“打工向高薪行業發展”,還有14.9%的人選擇了“自辦公司”。
在太原青創學校打工的白彥慶生于平順縣一個小山村,退伍后來到太原打工。他希望通過正當渠道參加技能培訓,先打工積累經驗,后自己創業,并能享受一些優惠政策,如申請小額貸款,需要提供的擔保去哪兒找?
問卷顯示,在“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中,選擇提供培訓、增加收入的占39.1%.現實情況是,只有22.4%的新生代農民工參加過所在單位組織的培訓,35.9%的人沒參加過培訓;關于培訓內容,則有57%的人希望參加職業技能培訓,還有15.9%的人希望參加公民社交利益等知識培訓。
情感精神需求無法滿足,心理融入難
上班時間長、接觸面較窄、收入低、行業男女比例失調等,使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面臨交友沒時間、戀愛沒人選、傾訴沒對象的困境。加之企業管理和文化建設不足,及社會人文關懷欠缺、娛樂活動缺乏等,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感覺融入情況一般,情感孤獨,心理需求難以滿足。
調查顯示,20.3%的人把 “親人不在身邊孤獨寂寞”作為出門打工的最主要困難;34.3%的人社交對象為親友或同鄉,同事雇主占32.9%,城里人只占12.1%,更有8%的人基本沒有社交;關于參加娛樂活動的情況,39.4%的人 “基本沒有娛樂”,29.3%的人“上網打牌”。
近年來,我省各部門積極采取措施豐富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社會各界和一些用工單位也積極為農民工提供服務。但是,目前農民工文化生活場所覆蓋面不廣、活動形式值得探討等問題還突出存在。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農民工想要在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非常困難。
勞動權益常受損亟須解決
每到歲末年初,各級政府都會啟動形式多樣的討薪行動,但實際效果仍不容樂觀。一方面,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簽訂“霸王合同”“生死合同”的現象比較普遍,欠薪時有發生,損害農民工勞動權益。
另一方面,農民工在維權方面沒有組織可以依托,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知識水平的限制和自身法律意識薄弱,也導致他們的合法權益時常受到侵害。
調查顯示,27.3%的農民工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公正待遇,如:同工不同酬或沒有基本勞工保護等;25.8%的人受到過無故克扣工資或惡意拖欠工資;18.3%的人沒有基本生活設施。在“是否簽訂勞動合同”的問題上,選擇沒有簽但有口頭約定的占27.6%,既沒簽書面合同也沒有口頭約定的占17.4%.究其原因,認為“簽了合同也沒用”的占15.9%,選擇“有人擔保沒有簽或熟人擔保不用簽”的占15.5%,“本人要求簽但用人單位不愿簽”的占11.9%,還有8.4%的人“怕丟了工作不敢要求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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