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已經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何在?對于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來說，這個問題自然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勞動力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其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無疑是影響未來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變量，而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狀況不但會對勞動者本身造成影響，更會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產生重大沖擊。因此，消除就業歧視，構建統一、公平的勞動力市場，是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必修課”。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都否認就業歧視問題的存在，認為在公有制的體制下已經實現了勞動者的“真正”平等。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和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勞動力市場的歧視現象開始顯現，并逐漸演變成為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之一。

　　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有許多種的表現形式。最典型的如性別歧視，根據有關學者200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城市中女性的平均工資比男性低30%，而且女性被解雇的機率更大。身份歧視是一種因戶籍制度分割導致的制度性歧視，農民工群體則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目前，2.3億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產業隊伍的主力軍，但他們普遍工資水平低下，而且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顯示，2009年，有近90%的農民工存在超時工作的情況。與此相對應的卻是，只有15.6%的人參加了工傷保險，近六成的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工資水平僅比當地最低工資略高。

　　身份歧視還帶來了社會保障的不公平，城鄉之間、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更令人擔憂的是，身份歧視還具有“代際傳遞性”，農民生的孩子永遠是農民，非本地人生的孩子永遠是“外地人”。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和他們的父輩有一定差異，但他們流動人口的身份和本質并未發生根本變化。

　　職業分割是就業歧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絕大多數的農民工集中于苦、累、臟、危的行業，基本上屬于藍領階層。即使是素質相對較高的非本地戶籍大學生，也存在職業不穩定、晉升機會少等問題。

　　從根源上來看，產生就業歧視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源于個人的偏見，另一種則是源于制度的缺陷。在我國，雖然歷史上人們對農民、女性等群體就有著一定的偏見，但根本上說，我國的就業歧視屬于制度性歧視，特別是不合理的戶籍制度，無形中使勞動者分成了“三六九等”。

　　就業歧視不但會對被歧視者產生負面影響，還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制造障礙。一方面，作為被歧視者來說，將得到更低的工資，被雇傭的機會較少。據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調查，四川農民工每年因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造成的損失，占到了當年農民工收入的10%，平均每位農民工每年要損失幾百元。

　　另一方面，就業歧視還導致國民經濟產出的減少。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由于種族歧視而造成的GDP的損失每年是4%。雖然在中國還沒有對由于就業歧視對國民經濟損失的估計，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類歧視的成本一定十分高昂。由于被歧視者的工資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勞動態度就會轉為消極，產出效率和產品質量就不能得到提高，最終受損失的還是歧視者本人與社會整體效益。

　　就業歧視往往成為爆發勞資糾紛和勞資沖突的“導火索”。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至2007年，我國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絕對數量從226391件增長到350182件，增長幅度除2006年出現大幅下降外，大部分年份都高于GDP增長的速度。而此起彼伏的罷工事件，對企業主本身以及社會穩定都會造成重大損害。

　　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消除就業歧視現象就顯得格外緊迫。目前，我國反就業歧視的法律體系已經基本成型，但專門的“公平就業法”仍未出臺。此外，勞動監察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依然突出，增強了一些不法雇主的僥幸心理。當然，從我國產生就業歧視的制度性根源角度出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盡快彌合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創造公平就業的制度性環境，這才是實行勞動者的“體面就業”、保障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