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向我索要三倍工資，并表示節后還要補假。我算了一下，至少比平時要多付一千元。”國慶假期，家住南京的市民朱女士心情很復雜。這邊是保姆提出希望能帶薪休假的要求，那邊是若不休假所帶來的經濟壓力，雇主與保姆因節假日而產生的工資矛盾突出。

　　按常理說，法定假日保姆加班肯定得給加班費，一是保姆也是勞動者，他們應該享受休息權，尤其是法定假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姆也該是這一法律的受益者，他們舍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犧牲自己的休息權，理應得到一份合理的加班補償費。二是保姆與雇主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用工關系，受雇人高度服從雇主，為雇主提供勞動力，因而我們一廂情愿認為《勞動法》是一部保護所有勞動者權益的法律，當然也適合這種雇傭關系，法定假日加班該給予保姆適當的補貼。

　　但是來自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說保姆與雇主之間關系不適用勞動法，一是保姆與雇主之間并不存在勞動關系，而屬于雇傭關系;二是國家法定假日加班工資只與受《勞動法》規定的人群有關，保姆被拒之千里之外。筆者不禁要問，為何勞動法排斥雇傭合同，為何保姆的勞動不受勞動法的保護?

　　癥結還在于勞動法冷淡、排擠了雇傭關系。有勞動合同，勞動者的工資、保險、福利等權益均受勞動法的保護，如果雙方是雇傭關系，被雇傭方的勞動報酬主要是由雙方合同自行協商，法律不過分干預。由此可見，法律對勞動合同干預程度要高于雇傭合同，這也就意味著同樣提供勞動，如果你是雇傭關系，自然就失去了法律保護，不屬于國家強制性規范和保護的對象。一旦發生糾紛，沒有勞動仲裁機構處理，這就大大地增加了被雇傭方的維權難度。

　　在沒有國家強制規范的情況下，光雇傭雙方協商是不靠譜的。當事人的意志都是希望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沒有外在制度強制性約束，在雙方經濟條件、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響下，雇傭雙方的利益博弈往往很難平衡，要么被雇傭方受損，要么雇傭方吃虧，這必將導致雇傭市場秩序混亂，無益于雇傭市場健康、穩定的發展。

　　依筆者之見，要解決當前雇傭市場亂象，必須要有公平、公正的法律天平來約束，必須讓雇傭關系兼具國家意志和當事人意志雙重屬性。惟有添加諸如勞動法等剛性約束，才能讓雇傭雙方利益博弈更對等、更客觀，被雇傭的保姆不該被勞動法遺忘。